为什么很多人都看不起有前科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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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社会的诸多复杂现象中，对有前科者的歧视宛如一道顽固的伤疤，横亘在那些试图重新回归正常生活的人们面前。这种歧视并非简单的个体偏见，而是深植于社会文化、心理以及制度层面的复杂现象，值得我们从哲学的深度去探究与剖析。
社会信任的断裂与重建之难
信任，是社会得以平稳运转的基石。当一个人有了前科，这一事实往往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，打破了他人对其原有的信任预期。举例来说，假设你走进一家商店，准备购买一件心仪已久的商品，而负责为你服务的售货员，有着贪污前科。此时，在你心中，难免会泛起一丝疑虑：这个人会不会利用职务之便，再次做出不诚信的行为，损害我的利益？同样，当你招聘一位仓库管理员，却发现他有盗窃前科，那种本能的担忧便会油然而生，担心自己仓库中的货物安全是否能够得到保障。再如，为年幼的儿子寻找保姆时，若得知对方曾有虐待儿童前科，任何一位家长都会陷入极度的不安之中，孩子的安全与健康是每个家长的底线，面对这样的 “前科”，又怎能放心将孩子托付？
从哲学层面来看，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一种对 “人性可变性” 与 “行为重复性” 的考量。亚里士多德曾言：“人是政治性的动物”，这意味着人在社会中生活，其行为必然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。而前科的存在，表明个体曾经打破了这些规范，这种打破行为在他人眼中，可能成为一种对其未来行为的负面预测依据。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，过去的行为模式有延续到未来的可能性，一旦个体在某一时刻突破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，便很难轻易相信其能够彻底改过，重新回归到遵守规则的轨道上来。这是一种基于经验主义的判断，虽然并非毫无道理，但却也忽略了人类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与自我改变的潜力。
然而，信任的重建并非完全不可能。从一些成功的案例中可以看到，许多有前科者通过自身的努力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改变。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，以诚实劳动获取收入，在与他人的交往中，始终秉持诚信与善良的原则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种重建信任的过程极为艰难，社会大众往往缺乏足够的耐心与宽容去给予他们时间与机会，使得许多有前科者在努力改变的道路上，举步维艰。
道德评判的刻板印象与偏见
在道德的天平上，犯罪行为无疑是重重的砝码，使得有前科者在社会的道德评判体系中，处于劣势地位。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道德观念，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，将人们的行为划分成 “善” 与 “恶” 的范畴。一旦一个人有了犯罪前科，便很容易被贴上 “道德败坏” 的标签，这种标签一旦贴上，便很难轻易撕下。
以一位因经济犯罪而入狱的人为例，出狱后，他可能会发现，周围的人在与他交往时，总是带着一种异样的眼光。邻居们可能会在背后窃窃私语，对他的一举一动都格外关注，仿佛他随时都会再次做出违法乱纪的行为。在工作场合，同事们可能会对他敬而远之，不愿意与他建立深厚的合作关系，担心他的 “不良历史” 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。这种现象背后，是人们基于道德评判的刻板印象。他们认为，一个曾经在道德上失足的人，其本质是 “坏” 的，这种 “坏” 是难以改变的，就如同一块被污染的白布，即便经过清洗，也难以恢复到最初的洁白。
从哲学的角度审视，这种刻板印象与偏见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。辩证唯物主义认为，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，人也不例外。一个人在过去的某个阶段犯下罪行，并不意味着他在未来的人生中会一直如此。然而，社会大众在道德评判时，往往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维误区，将个体的过去与现在、未来简单地等同起来，忽视了人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思想转变、环境影响等诸多因素。这种片面的道德评判，不仅对有前科者个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，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与进步。因为它阻碍了那些真心悔过的人重新融入社会，使得他们在生活中处处碰壁，甚至可能因为绝望而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。
法律与社会制度的影响及反思
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对犯罪行为进行制裁，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要手段。然而，在法律执行的过程中，所形成的前科制度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威慑犯罪的作用，但也给有前科者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。
前科记录在许多国家和地区，成为了伴随个体一生的 “污点”。在就业、教育、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，有前科者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限制。例如，在一些职业准入规定中，明确禁止有特定犯罪前科的人从事某些行业，如教师、律师、金融从业者等。这种限制的初衷，是为了保障这些行业的专业性与公信力，防止有不良记录的人利用职业之便再次犯罪，从而保护公众的利益。然而，这种 “一刀切” 的做法，是否真的合理呢？从哲学层面来看，这涉及到对 “公平” 与 “效率” 的权衡。法律制度在追求社会整体效率，即通过限制有前科者来降低再次犯罪风险，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，是否忽视了个体的公平权利？每个有前科者的犯罪情节、主观恶性、改造情况都不尽相同，一概而论地限制他们的职业选择，是否有失公平？
此外，社会制度在执行过程中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。例如，在就业背景调查中，企业往往过于依赖前科记录，而缺乏对个体全面、深入的了解。一个有轻微盗窃前科的人，可能在出狱后已经彻底改过自新，并且在相关技能培训中表现出色，但仅仅因为这一前科记录，就被企业拒之门外。这种制度性的歧视，使得有前科者在重新融入社会的道路上，遭遇了巨大的障碍。我们需要反思，社会制度在设计与执行过程中，是否能够更加人性化，更加注重对个体的综合评估，给予那些真心悔过的有前科者更多的机会，实现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平衡。
对有前科者的歧视现象，是一个涉及社会信任、道德评判、法律制度等多方面的复杂问题。我们不能简单地站在某一个立场上，对有前科者进行全盘否定或者盲目接纳。而是应该以理性、客观、包容的态度，从哲学的深度去思考这一问题，努力寻求一种平衡，既保障社会的安全与秩序，又给予有前科者改过自新、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、进步，真正实现人性的光辉与社会制度的完善统一。